闽西是福建省西部地区的统称，包含：新罗、漳平、宁洋（漳平双洋镇）、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三明归化(明溪)、宁化、清流、漳州平和等12县，人口250万。境内山峦起伏、河流交错，交通不便，偏僻闭塞。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城，连克永定、上杭等县，闽西迎来土地革命的高潮。红四军也获得迅速发展，从入闽时的3000多人发展到1930年7月红一军团组建时的1万多人。为什么红四军入闽后可以获得蓬勃发展呢？为什么闽西可以这么快的迎来土地革命的高潮呢？与闽西地方党组织早期的革命有什么关联呢？

本文将从闽西早期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基础、政治与组织基础，群众基础、武装斗争基础及土地革命经验基础等五个方面的革命基础阐述红四军入闽后能迅速发展、闽西能快速迎来土地革命的高潮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闭塞的闽西山区,革命思想首先在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中传播。

1921年春,邓子恢、陈明等人在龙岩白土组织了“奇山书社”发展社员200多人，书社购买了一批刊物,如《共产党宣言》、《新潮》、《新青年》、《向导》等供社员学习，1923年,“奇山书社”出版了《岩声》(月刊)。接着,卢肇西、陈正、曾牧春在永定组织“晨钟社”,于1923年出版了《钟声》;1924年在上杭城关由进步知识青年罗大准、雷三明等组织了“读书社”,并于翌年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幻灯》。随后,从1926年至1928年,先后有由谢秉琼、胡轶环在广州组织的“汀雷社”,出版了《汀雷》;温家福、林心尧在上杭出版《上杭评论》、《汀潮日报》;蓝明光、黄景耀等在上杭组织“奋斗社”,出版《奋斗》周刊;郭百筹、江志坤等在上杭组织“文艺研究社”,出版《虹痕》;李觉民、罗明在厦门编辑出版《星火周报》;黄亚光等人在长汀出版《长汀月刊》;李修森、罗玉章在连城出版《连钟月刊》;龙岩适中有《改进》、上杭庐丰有《突击》等刊物。这些进步的革命刊物,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对广大群众起了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阶级社会丑恶,鼓舞革命斗志的积极作用。

此外,闽西的进步知识青年还通过办平民学校来教育广大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龙岩的谢景德、林初元、谢宝萱在适中举办平民学校,组织农民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宣传国民革命道理。1926年,上杭的蓝维仁、蓝维龙等在庐丰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们用活生生的典型事例,揭露豪绅的罪恶,启发农民的觉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话剧,生动的语言、具体感人的形象来进行宣传工作；他们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反复讲明只有团结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才能翻身作主人的道理。与此同时,张鼎丞等在永定溪南各乡也普遍办起了平民学校。通过平民学校这一阵地,他们还在苦大仇深、有阶级觉悟的农民中扎根串连,秘密发展农会会员,建立农民协会组织。

除了办平民学校，1927年3月23日，林心尧、傅柏翠等人还在上杭筹办了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闽西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马克思主义在闽西的传播，为苦难中的闽西人民指明了方向，为建立闽西地方党组织奠定了干部基础，为闽西人民团结起来闹革命，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为闽西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共闽西党支部的建立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中共闽西党组织创立于大革命时期，主要是闽西籍在外求学或者工作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创立党的组织。

1926年夏,在厦门求学的永定籍党员阮山和林心尧受上级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永定上湖雷“万源楼”,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党支部，闽西大地上从此树起了鲜红的党旗。同年10月,共产党员朱积垒、郭滴人、陈庆隆、温家福等人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随北伐军回到闽西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1926年12月，温家福、雷三明、罗大准、吴梅林在上杭城内学坪里常初堂建立了中共上杭第一个党支部。1926年12月，在平和成立了以朱积垒为书记的中共平和支部，党员20多人。龙岩、武平、连城、长汀、漳平------闽西各个县相继成立中共党支部。

南昌起义军入闽期间，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对闽西党组织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指导，从而促进了闽西党组织的快速发展。以永定、上杭为例，1928年春，永定县委下属党支部达9个，党员发展到200多人；上杭党组织有党员300多人，建立了3个区委，30多个支部，并正式成立中共上杭县委。至1928年6 月,龙岩、长汀、武平等县党组织发展壮大,都建立了县委或临时县委。

1928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闽西临时特委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郭柏屏担任书记、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

中共闽西各级党支部的建立、发展，成为闽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领导力量，为开展闽西四大暴动，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为闽西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高度革命自觉性的闽西人民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20世纪初的闽西，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耕田种地用的是简陋的犁耙辘轴，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小农经济。农民耕种之余，还经营手工业，以纸、烟为大宗，其次是茶叶。闽西没有机器工业，自帝国主义的工业品侵入后，闽西的手工业便逐渐破产，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卷烟打倒了条丝。加之阶级分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频频破产，只得卖田、卖屋、卖老婆，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1927年闽西土地的调查，有65%是地主的，25%是公堂的，农民只占10%。因此，占全区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忍受沉重的地租剥削。地租，深山梯田要交60%，塅田要交80%，农民整年辛辛苦苦，交租后所剩无几，经常是弄到“禾镰挂上壁，肚子夹背脊”的地步。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农民穷了必然要借贷，普通利率平均在二分以上，有的高到十分，加上利滚利，高额的利息，常常迫使农民倾家荡产。

除此之外，在军阀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统治下，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他们残酷地敲诈农民，搜刮民脂民膏。他们除征收田赋、房产等税外，还另行增加人头税、灶头税等，以龙岩县来说，捐税竟达40多种，每人要负担28元。在这种“穷人头上三把刀，租重税多利息高”的情况下，农民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朝晨野菜昼边糠，夜暮稀饭照月亮；日里无粒喂鸡米，夜暮无颗老鼠粮。”“穷人唔讲唔得知，夜暮无被盖蓑衣；蓑衣拿来样般盖，缩手缩脚像涟狸。”这两首客家山歌生动的形容了闽西农民的穷苦生活。

很多农民因为走投无路沦落为土匪。而地主豪绅为了保护其财产不受侵害，便起来组织民团。于是，又一大批失业群众为地主阶级利用而去当兵，便诞生了闽西的大小军阀。但是当时的闽西太穷了，农村经济又一天天的破产，闽西的经济基础无法供应大军阀，结果形成数量众多的小军阀。他们为争取捐税，时常火拼，所以闽西内部小军阀的战争，是没有停止的。据历史记载，1922年至1925年，就有大小战争达30余次之多。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晒下人间都是怨”。闽西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兵灾的苦难深渊，随时都有灾难临头，哪里谈得上安居乐业？

谁来改变这苦难的生活？苦难中的闽西人民迫切需要革命，迫切需要革命的领路人；闽西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及中共党组织的影响下，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闽西人民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闽西“四大暴动”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奠定了武装斗争的基础

1927年9月2日，南昌起义军遵照党中央“迅速先取东江，次取广州”的决定，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从瑞金进入长汀城，顺汀江而下，经上杭、永定、大埔三河坝直达潮汕。南下途中，起义军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长汀、上杭、永定、平和都广泛的宣传革命，四处散发“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传单，张贴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告示，刷写“革命者来”等墙头标语，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鼓励农民建立农会。并接见了当地党员代表，帮助当地党员成立或者恢复党支部及县委，并赠送部分枪支弹药给地方党支部。如在上杭期间，周恩来、朱德先后约见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代表罗明和上杭、永定县党组织负责人蓝维仁、傅柏翠、阮山，向他们讲述南昌起义的经过、意义及南进途中打击敌人的情况；对闽西应当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作了指示，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在起义军的帮助下，上杭建立了“上杭县临时政府”，由起义军委派军中官佐孙石侯为县长，恢复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总工会、农协会、妇女会等革命团体，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起义军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拨给上杭党组织枪支五六十支，帮助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其赠送的枪支弹药为随后的暴动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支持。

南昌起义军入闽活动进一步传播了革命真理，鼓舞着闽西人民的斗志，播下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

1928年，闽西先后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揭开了闽西土地革命的序幕。

1928年春，一首山歌传遍了龙岩县白土乡后田村：“提起土豪恨心中，穷根只因剥削凶。共产党呵来领导，拿枪革命往前冲。”这是邓子恢、郭滴人在后田开展秘密活动时所传唱的山歌，号召农民起来闹革命。1928年3月4日，在邓子恢、郭滴人等龙岩县委领导下，后田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打垮了地主武装，在此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约，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成为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

1928年3月8日晚上，在以朱积垒为首的中共平和县委的领导下，以长乐乡农民为主的农民自卫军上千人，攻打下平和县城，冲进县衙门，救出被捕的农会会员和无辜群众七十多人，没收了地主豪绅的浮财，并号召工人、市民、商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对派，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8年6月25日，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蛟洋，蛟洋农民武装近2000人在中共上杭县委和傅柏翠的领导下，于村口黄泥岗抵抗敌人的进攻，双方对峙近两个小时，毙敌二三十人，暴动武装也牺牲了4人。但因为暴动武装使用的大多是土枪土炮，打了以后不便装弹药，以致难以招架敌人的进攻，被迫撤退，向郭车、巫坑深山转移。最后转移到永定金砂，参加组建福建第一支红军队伍——红军营。

1928年7月1日凌晨，在永定县委张鼎丞、阮山等领导下，1000多人的农民暴动武装出发攻打永定县城，与敌激战几个小时。但因缺乏战斗经验，相持不下，被迫退出县城，撤回溪南，收缴地主武装，实行武装割据，打土豪，分田地，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从而创建了福建省第一块苏维埃区域。

闽西“四大暴动”，它发动了闽西土地革命,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创建了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溪南红军营,揭开了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闽西地方农民革命武装，在红四军入闽后，被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并发展为红十二军，使红四军从入闽时的三千多人发展到1930年7月红一军团组建时的1万多人。闽西四大暴动，红军营的创建，为红四军入闽后迅速发展，为闽西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武装斗争的基础。

分田斗争为红四军入闽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奠定了土地革命经验基础

1928年3月4日，在邓子恢、郭滴人等龙岩县委领导下，后田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打垮了地主武装，在此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债约，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成为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

永定暴动后，闽西地方武装撤回溪南，打土豪，分田地，收缴地主武装，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随后在溪南区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并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肃反条例、婚姻条例等法令,并就如何分配土地订立了几条原则 :

一、所有土地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土地多一点的不动;

二、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田;

三、以乡为单位分配;

四、按各乡农民原来耕租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

五、按各人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

六、山林为各乡村公有;

七、水随田走,不公平者个别调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3个乡广大贫苦农民便分得了土地。

后田暴动、永定暴动中闽西地方武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活动，制定了土地分配的原则，其积累的土地革命经验为后续闽西苏区、整个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甚至为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作出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土地革命经验基础。

闽西的早期革命活动，为红四军入闽迅速发展，为闽西土地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与组织基础、群众基础、武装斗争基础、土地革命经验基础，为闽西苏区的创建及中央苏区的形成，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闽西早期的革命活动，一大批有识知识青年办社团、办刊物、办学校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苦难中的闽西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他们放弃自己原本较为优越的生活，带领穷苦大众反抗封建剥削压迫，他们组织农会、组织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制定土地分配的原则，开创了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组建了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如林心尧、阮山、郭滴人、邱织云、郭义为等一大批同志，都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相继牺牲；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具有抛家舍业、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他们具有敢于牺牲、敢于破旧、敢为人先、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学习闽西早期的革命斗争历史，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和传承敢于牺牲、敢于破旧、敢为人先、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为民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